杜皮和杜宝(杜皮和杜宝动画片叫什么)

　　酱菜飘香，充满传奇的六必居，北京最悠久最负盛名的老字号之一，与晋商赵家连在一起，那些年里，操着浓重乡音的临汾人将它精心打理。

　　砖木结构，正开七间，典型的清代市面店铺。左五间一组为主铺面，居中天窗上横嵌“六必居”三字。右两间一组为副铺面，其侧墙上竖写“六必居酱园”五字。主铺面门外三级青石台阶上下，高高低低站了几排长袍马褂的商人。建筑典雅敞亮，马路宽阔洁净，人物神清气爽。

　　这张品相完好的黑白老照片，拍摄于1936年，保存于临汾市尧都区南席村一位晋商后人手中。

　　很多人知道，六必居酱菜是北京特产，闻名遐迩。很少人知道，六必居是山西临汾人开创并经营了几百年的晋商字号。小小的酱菜，使六必居成为鼎鼎大名的中华老字号，它的制作技艺如今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严嵩的手笔，蒋介石的称赞，邓拓的考证，田中角荣的惦记，周恩来的指示……其实，这些牵连名人的佐证，都不如酱菜佐餐重要。小小一碟，齿颊生香。

　　山西酱菜满京华

　　1900年前前门大街的老照片，六必居在照片右边建筑群中的粮食店街上

　　在旧时北京，上至皇亲国戚的满汉全席，大小官员的迎来送往，下至富户士人的宴饮小聚，庶民百姓的家常便饭，都少不了六必居的酱菜。那酱味浓郁、咸甜适度、脆嫩清香、色泽鲜亮的小菜，真是让人爽口爽眼，滋味无穷。有《竹枝词》赞曰：“黑菜包瓜名不衰，七珍八宝样多余。都人争说前门外，四百年来六必居。”

　　六必居是山西临汾（今属该市尧都区）杜村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兄弟三人开办的，六必居原经理贺永昌在《北京六必居老酱园》文中写道。这也是 六必居起源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被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官方网站采用。

　　 六必居得名原因更为扑逆迷离，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起源说法。有说是六个人合伙开办的，原名六心居，生怕六心不一，心字上加了一撇，成为六必居；有说六必居最初是家小酒店，“六必”原是酿酒的六件事：黍稻必齐，曲蘖必实，湛炽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贺永昌文中认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六必居除了不卖茶，其他六样都卖，因此得名。

　　六必居创建时间，也有三种不同意见。一是明朝嘉靖九年（1530）。六必居东家赵致中1922年申请补契时写道：“商号属于前明嘉靖九年倒得前门外粮食店街路西六必居郭姓营业壹座至今。”补契中也有“本号系于前明时代嘉靖九年九月用银三千两倒得，……此项契约因庚子兵燹被毁遗失”之句。二是清康熙十九年（1680）至五十九年（1720）。这是邓拓根据1965年从贺永昌处借走的六必居房契与账本考证得出的。三是明朝正统元年（1436）。这是根据拍摄于1936年的一幅老照片得出的结论，因为其上有款：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本号五百年纪念同人摄影。

　　第二种说法仅为邓拓一己之见，无人附和。第一种第三种说法其实一致，并无矛盾：第一种是从接手郭姓六必居算起，第三种则从郭姓六必居创立之时算起。

　　为了恢复元大都北京的经济，明初在城南开拓了商业区。嘉靖（1522～1567）年间，早已成为明都的北京，前门外形成了繁华商业区。其时晋商崛起，山西临汾一带商人，将铁布油盐杂货生意做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在北京把一家专卖柴米油盐的小店铺，逐渐发展成为前店后厂式制售酱菜的酱园，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儿。明清易代，北京商业虽然受到过破坏，但到康乾盛世又繁荣起来。商店作坊遍布，会馆点缀。康熙五十三年（1714），山西临汾、襄陵（今属襄汾）两邑商人在京建立临襄会馆。

　　六必居酱菜誉满京华，是与它的用料精细、制作严格分不开的。据贺永昌回忆，为了保证酱的质量，六必居自制黄酱和甜面酱。无论酱还是菜的原料，六必居都是选择附近一带最好的供应商家。仅就菜来看，要大小轻重均匀，要时令最为合适。如甜酱黄瓜，黄瓜选自安定门外前花园一带的五寸秋黄瓜，不仅要顶花带刺，还要挂白霜。如白糖蒜，选用长辛店李村李恩家或赵辛店范祥家种的“白皮六瓣”，每头一两二三，七八头一斤。夏至前三天起出来，不然就会老。买的时候要带泥，以保持新鲜。无论酱的制作还是酱菜的制作，都有着严格不易的操作规程，一环扣一环，丝毫马虎不得。火候火候，这些工业化之前的手工作坊工人，依靠在与大自然天人合一中精心摸索出来的世代经验，于朴实的劳动中遵循不辍，最终制作出即使是今天的机器也无法生产的上好产品。

　　六必居甜酱黄瓜

　　六必居白糖蒜

　　六必居酱菜成为宫廷御品，为了送货方便，清廷赐给一顶红缨帽和一件黄马褂，这一衣一帽一直保存到1966年。1945年秋蒋介石在中南海设宴时，贺永昌还应召前去送上蒜头形状的甜酱萝卜，得到蒋的夸奖。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六必居酱园改名为红旗酱菜厂，被摘下砍了几斧头的牌匾送进了北京展览馆。1972年向日本出口一批六必居酱菜，在对方的坚持下，原定为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品公司的商标换成六必居。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问周总理六必居还有没有？周总理说有，然后专门指示，把六必居的老匾挂出来。第二天，传说由明朝首辅严嵩书写的历经沧桑的牌匾，重新挂在了六必居的门楣上，直到今天。

　　改制为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的六必居

　　来来往往临汾人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六必居

　　在贺永昌的记忆中，六必居前店后厂，三亩多地。前店柜台上多是山西临汾、襄汾两县的人，他们心眼灵活，精明能干；后厂作坊多是河北唐县、完县的人，他们手脚勤快，吃苦耐劳。虽然多用本地人，但六必居有条规定，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因为他们不听使唤。

　　晋商多用本地人，这一点晋商研究专家孔祥毅解释，基本上限于本县及邻近地区，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小圈子，一旦某个经理、某个职员违犯号规，被商号驱逐，别的商号也不会使用，这个人就再也无法在圈子里立足。并且，选人时多就本地，便于查其三代，也便于考察一个人的品质。

　　据赵致中的另一个孙子赵瑞基讲，六必居每年有两次全体员工的聚会，一次是农历七月初七，一次是二月十二。二月十二那次最热闹，不仅进行全年的股东分红及给伙计分发年薪，而且标志着新一轮的轮休开始。由于六必居的掌柜伙计大都来自临汾老家，为了解决两地问题，六必居实行轮休制，两班伙计，一班在京工作，一班在家休息，每年春节过后的二月十二轮换。一般情况，即将接班的伙计过完春节就从临汾前去北京，即将休假的伙计单等聚会以后离京返乡。

　　清末民初六必居根账

　　六必居光绪十九年（1893）功牌

　　聚会有两项主要活动，一是聚餐，二是看戏。聚餐就在店内举行，自己厨房来做。看戏一般到六必居隔壁的中和戏院，有时也会选择大栅栏的庆乐戏园或鲜鱼口的华乐戏院。当是时也，来的已经来，走的还没走，六必居里欢歌笑语，人声鼎沸，其乐融融，恰如一家。六必居前半年进货，后半年销售。到了二月十二，酱菜卖出去了，缸里空了，地下四五个大罐子贮满了一袋一袋的银元。

　　一年在外从商，一年在家务农，六必居伙计这种半商半农的身份，有似今日不少地方的农民工，只不过农民工一年之内完成商农转换，而六必居是用两年时间。

　　拍摄于1936年的六必居五百周年店庆老照片，不但全景式摄入店铺外貌，并且留下24位同人影像。经过曾在六必居当过店员的几位老人辨认，能够确认的是：张夺标，临汾桃园村人，时任大掌柜，人称大张，年轻时入六必居学徒，后来担任经理直到1949年；张奎元，襄汾上西梁村人，时任二掌柜，人称小张；一临汾侯村人，不知姓名；一临汾翟村人，姓刘，忘其名字；高雨亭，临汾高河店人；贺永昌，临汾南桥村人，1929年入六必居学徒，1951年任代经理，1953年任经理，曾当选北京同业工会主委、北京市工商联委员，“文革”初期受迫害遣返回南桥村，改革开放后受临汾县良种场、临汾市粮食局聘请办过酱莱加工厂，所制酱菜广受欢迎；王五杰，临汾尧庙村人，1953年任副经理；亢姓，临汾贾升村人；李克义，临汾上官村人，后为大会计；刘喜魁，临汾贾庄村人，1953年为副经理；照片主人张希悦，临汾南席村人，1921年入六必居学徒，时为前柜负责人，1941年因病返乡治疗，1943年病故。这张老相片，很可能是在1937年春节后回乡探亲时带回的，现由张家后人张德华保存。

　　临汾杜村六必居东家赵家祠堂

　　《尧都文史》第十三辑上题为“1949年前商界人物选辑”中，收录有六必居员工八名，他们是翟村人卫宝珠，1937年入六必居，1956年转行；土门村人王克良，初入六必居学徒，后任某分店掌柜；土门村人王建基，曾入六必居从商五十余年；土门村人刘福锁，曾入六必居经商；乔李村人霍凌云，1870～1931年入六必居经商，后为股东，并任掌柜；乔李村人霍绍德，1942～1951年入六必居经商；乔李村人李成水，1943～1951年入六必居经商；屯里村人高玉亭，1937年入六必居学徒，后任二柜二掌柜、掌柜，解放后返乡。

　　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从一位山西襄汾老乡收购的一批旧文书中，王惠恩发现了六必居遗物，经过研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2期上发表了《介绍几件六必居文书》一文。第二年，王中央、李百玉在《沧桑》2001年第6期上撰文《“六必居”根在临汾》。它们连同发表在《纵横》1997年第5期上的贺永昌文章《北京六必居老酱园》，成为研究六必居历史不可多得的三篇重要文献。PICS

　　节选自《映像》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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